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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图宾根大学交流总结
时间:2018-04-08 09:14 来源:未知 作者:stuex  点击:

MG1608049   王赫

赴德国图宾根大学(Universität Tübingen)一个学期的交换结束了。满载收获而归,除领略了德国以及欧陆邻国的风土人情、文化遗产以外,在这里主要介绍我所在的图宾根大学的学术情况,以及一些生活上的感受。


学术方面,我赴德交换的专业非常特殊——汉学。可能很多人认为“中文系”的学生并没有出国学习的必要,但其实海外汉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。确实,海外汉学在文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总体与中国学界有所差距,但对中国中文系的学生学者来说,其意义就在于开拓眼界,了解不一样的视野、方法。


我所在的图宾根大学的汉学系在全校中相对规模很小,但绝对规模上已经相当可观了——毕竟汉学在德国学术界不可能占据主流地位——,共有三位Professor和两位Junior Professor,这规模已经和更为著名的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相当。但是相比同在南部的慕尼黑大学,图宾根大学的汉学系非常国际化。与整个学校的风气一致,汉学系开设了很多英文授课的课程(且有一位Junior Professor和另一位教师根本不会德语)和硕博士项目,非英语项目的硕博研究生也可以用英语撰写毕业论文。与此相比,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基本没有英文课程,也不允许用英文写毕业论文。


但图宾根大学汉学系也具有鲜明的德国,或欧陆,或欧洲汉学特点:
首先,重视基础的文献工作,以翻译为典型。早在近百年前,图宾根大学走出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(Richard Wilhelm)成为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,他的学术成就即以对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以及后世的宗教文献、通俗文学等大量中国基本古籍的翻译。直到今天,对中国古籍的翻译仍是图大汉学系的重要任务。现任图大汉学系负责人的Hans Vogel教授致力于中国明清科技史的研究,他现在正在与其所有博士一起研究两部晚明科技史文献: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(Sabbatino deUrsis)的《泰西水法》和汤若望的《坤舆格致》。这两部文献有趣之处在于,它们本来是“西学东渐”的产物——《泰西水法》为熊三拔讲述徐光启编辑,《坤舆格致》则更是根据德国重要矿业专家阿格里科拉(Georgius Agricola)的《矿冶全书》(De re metallica)选译成中文。对我来说更有趣之处在于,现已知海内孤本的《坤舆格致》就在南京市图书馆。虽然Vogel教授的目标在于通过这两部著作体现的“西学东渐”现象及背后的历史意义,但他认为研究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翻译上,因此他把研究的首要目标定为将《坤舆格致》和《泰西水法》完整地译为英文,并将前者完整地译为德文。我参加了他们的翻译讨论课。Vogel翻译的标准极其严格,要求完全做到“字字落实”,为做到完全直译,不惜动用极为不自然的语法和结构。同样,另一位教授Achim Mittag的课上也非常重视中文文献的翻译。这门课题目为“1911年前后中国的排满思想和民族主义”,教授将翻译章炳麟发表在《民报》上的《中华民国解》作为期末作业,且多次邀请我们去他家中讨论翻译。无论是在版本校勘还是词句选择方面,翻译工作都非常严谨。如果广义上所谓“德国人的严谨”只不过是传说,那么至少在中国文献的翻译方面,德国人则确实配得上“严谨”二字。


其次,在汉学研究乃至总体的历史研究方面,很多观念和观点也有鲜明的德国特色。


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总体的历史哲学观念上,很多学者对风靡法国、美国的后现代,或者说后结构主义带来的“话语”、“叙事”理论表现得非常冷淡。如图大Mittag教授的好友,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Jörn Rüsen教授即旗帜鲜明地构建相对保守的德国史学传统,旗帜鲜明地坚持历史学中的理性主义、普世价值,这些在福柯和海登•怀特的追随者眼中已然是明日黄花的东西。图大的Vogel教授亦深以为然,他在主持研讨课时特地带我们研读了Rüsen教授检讨和修正海登•怀特“元史学(metahistory)”概念的一篇长文。以Vogel教授的话来说,“叙事”作为历史学家的工具当然是不可避免的,但据此混淆“历史”和“文学”的追求则是他不接受的。他和Rüsen教授都承认在历史学中所谓客观的“真相(fact)”、绝对的“真理(truth)”有太多限制,可能很难实现,但历史学家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对它们的追求。


他们拒绝解构历史学“以史为鉴”的意义。这与德国特殊的国情很有大关系。人们都说“二战”后的德国善于反思,至少在历史学界这是真的。学生之间很少聊沉重的话题,不过听一位在德中国老师说,他的德国朋友酒后向他抱怨:“我很悲哀,我无法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。”他所指的正是“二战”期间德国纳粹主义的反人道罪行。这些罪行对战后德国人的冲击是如此之大,用Rüsen教授的话说,就是完全挑战了德国人对人类文明的定义。正因此,Rüsen教授认为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实在性、严肃性,从而以史为鉴,反思人类在人类总体层面和不同种族层面上的历史认同、身份认同的建构,从而产生新的人类文明的定义,指导我们活得更好,更文明,从而避免纳粹主义这样的罪行重演。理性和普世价值带我们走错了路,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它们,而是要修正它们。这种思想当然是德国历史传统的延续。


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历史的创伤堪称极为敏感,有一个小例子非常有代表性。我们中国人认为,“抗日神剧”是娱乐化对抗日战争严肃性的亵渎,但Rüsen教授认为饱受好评的意大利影片《美丽人生》同样是对纳粹历史严肃性、创伤性的一种“审美化”的逃避。Rüsen的意思是,直面集中营的反人性本质,比从集中营中发掘罕见的人性来自我感动、自我安慰更重要。在我们外人看来,这简直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。


另一个十分具体的例子(此处可简短截说)就是对美国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中“加州学派”的排斥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(Kenneth Pomeranz)以《大分流》一书成为“加州学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,并重新评估前现代的中国经济史。他的《大分流》(Great Divergence)认为19世纪中国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并非内因而是外因使然,因为他的分析显示在人均资源、生产力水平、货币流通情况等方面,直到19世纪中期清中国都不落后于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。此论一出,马上遭到传统中国经济史界的非议,此论一出,荷兰学者Peer Vries不久就针锋相对出版了一本State,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: Great Britain and China, 1680s-1850s,从国家财政、人民生活水平等更加详细的方面得出了与彭慕兰完全相反的结论,而图大的Vogel教授深以为然。Vogel教授还以为,彭慕兰过于强调“去欧洲中心主义”,以至于扭曲了历史真相,是导致《大分流》失败的原因之一。这也是欧陆汉学或史学和美国学界分歧的一个例子。


当然,德国汉学和美国汉学也有很多共识。比如美国兴起的“新清史”倡导的新材料、新视角,图大的老师们就非常接受。Vogel教授的经济史文献研读课上,就特地带领我们研读Peter Perdue研究清前期内亚政策的China Marches West相关内容;Mittag教授在讨论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的形成时,关于其与清帝国民族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让我们看柯娇燕(Pamela Crossley)的新清史代表作《半透明之镜》(A Translucent Mirror: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)。德国的清史研究也非常重视满文文献研读,我所知的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均开设了满文课(慕尼黑大学还开设了蒙文课),就在去年,哥廷根大学还举行了国际满学会议。


除学术以外,德国的学校生活也非常令人满意。图宾根大学对交换生的政策可以说有气质好——研读学位的学生不能保证分到学校的宿舍,因此相当多的人要经历找房之苦,并且承担学生宿舍两倍的房租;而原则上每一个交换生都能分配到学校安排的宿舍,极其省心省力。至于德国学校生活的特点,我们几个交换生有着一致的观感:学的时候拼命学,玩的时候拼命玩。图宾根完全是个大学城,因此配套的餐饮、娱乐设施一应俱全,与中国风气不同,习惯通宵泡吧、蹦迪的学生比例很高;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间有许多“学霸”。这一点确实值得学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讲座上的三位汉学系教授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图书馆里的自习小间